2020年11月28日15时，AG真人国际人文讲坛355期《出土文献与古代文学研究》在逸夫楼B3004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由公司熊海英教授主持，主讲人为中国人民大学AG真人国际教授、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先秦两汉文学学会副会长徐正英教授。参加讲座的有AG真人国际部分教师以及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生。

此次讲座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出土文献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作用。在讲座正式开始之前，徐正英教授指出，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公布，其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史、学术史将要改写，这种说法拔高了出土文献的作用，我们需要正确、客观地看待出土文献的价值与作用。

在正式讲座中，徐正英教授首先对出土文献做了定义，其次分析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各自客观存在的问题。传世文献在历史的流传中有改动，而出土文献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不及传世文献，在这里，徐教授再一次强调，要对出土文献有实事求是的认识：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出土文献有推进作用，但传世文献依旧占据主导地位。

徐教授梳理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演变。在东周之前，出土文献意义重大；到了战国时期，随着诸如《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的增多，出土文献与传世文学的地位相对持平；在汉代以后，传世文献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徐正英教授重点分析了出土文献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作用和价值，总结为七个要点，分别是：一、辨别传世文献的真伪；二、确定作品年代；三、考证作者；四、校对文本；五、补充作家生平资料；六、追溯文本发展源流；七、解决学术公案。徐教授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尽显深厚学养与大家风范。例如在出土文献与诗学公案方面，徐教授把夏传才先生的“四大公案”增补为六大公案，即《商颂》创作年代公案、“孔子删诗”公案、《毛诗序》生成时代公案、“国风”与民歌公案、“郑声淫”公案、“诗言志”提出时间公案等。这些公案单靠传世文献无法解决，唯借助于出土文献方得推进，甲骨文证实《商颂》为商代旧作，清华简证明战国时期《诗经》已有“小序”，上博简表明孔子“郑声淫”是对郑国音乐格调的评论，上博简帮助测定“诗言志”说应当提出于孔子时代等。

讲座结束后，文院师生就安大简、清华简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影响，与徐正英教授作了讨论，并用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对徐教授尽心讲授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