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2014年5月10日 

   纵观今日之湖北学界，年少成名者不乏其人，而周新民教授正是这批青年学者中的一位突出代表。仅以治学成就而论，他的文学理论、批评和长篇小说研究，皆在学界有口皆碑。而更令人印象深刻者，则是新民以其未及不惑之年便已展开的批评史研究。《世纪转型期的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一书，自出版之日起就广受关注。究其原因，固然有该著对于湖北文学理论批评史的清晰爬梳与理论整合，但作者藉此书所展现出来的学术素养和史家情怀，却更令人称道于他的“少年老成”。一般而言，专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大多从个性鲜明、创造力十足的文学批评起步，唯有经过常年的学术历练和思想积淀，才有足够的学术勇气涉足文学史或批评史这样的研究领域。要而言之，若无天赋与勤奋这两样东西，治史之说便往往沦为学术空谈。那么，新民教授究竟何德何能，不仅能于群星璀璨的湖北学界谋得一席之地，而且就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竟还有股自成一家的隐然气象？
   从学术训练来看，新民出身文艺理论专业，扎实的理论素养决定了他的批评实践也具有一种学院派风格。与那些才华横溢的新锐批评家相比，新民的小说批评殊少逸兴遄飞时的激扬文字，亦乏舍我其谁式的价值评判。反倒是那种谨守学术规范，以知识谱系为本、以理论思辨为据，让现象本身自我显现的批评方式，更能映衬其学术风格。譬如在《近二十年长篇小说乡村现代性叙事规范的拆解》一文中，新民从辨析十七年小说的乡村叙事起步，在研讨其现代性叙事的同时，也为讨论新时期小说的现代性问题奠定了叙述之源头。而如此重视研究起点的思想理路，自然颇能折射其言必有据的知识谱系学养。尔后在分析一系列的长篇小说时，新民行文亦多从现象入手，或以巴赫金理论，或以语言分析哲学为武器，条分缕析，环环相扣，终能详解现代性叙事的衰落之谜。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秉承了学院派批评固有的色彩，故而新民行文几无论者的自我现身。在我看来，一些批评者，常常以过于自我的写作风格和简单随性的价值判断，在极力呈现批评者“我”之意图的同时，也忽视了批评作为一门学科所应具有的知识谱系内涵。而新民这种隐匿批评者主体意识的批评方式，不仅能够揭示研究对象的理论内涵，而且也在无形中具有了某种为文学批评正名的意味。
   与此同时，新民在常年的批评实践中，也逐渐意识到了重建批评话语的学术价值之所在。近年来他从批评实践到批评史研究的学术转向，实际上正是希冀以批评史研究为契机，在提炼批评经验的基础上，重构文学批评的话语谱系。这显然是一种以史为镜的史家情怀。在其主编的《中国新时期小说理论资料汇编》的导言中，新民纵论了近三十余年来小说理论的发展流变：从王蒙、高行健等人的小说理论，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形式本体论，再到九十年代以来的小说修辞学，种种小说理论的历史渊源、知识基础以及发展趋向，皆得到了史学意义上的理论整合。与此前学院派批评的无我之境类似，新民仍以理论资料的梳理为主，殊少对于某一理论做出简单的价值评判。但就是这样一种客观中立的叙述立场，却能让读者在纷繁芜杂的历史资料中，一窥批评理论的演变轨迹。我以为新民的这一史家情怀，注定了会让自己与喧嚣繁华的学术圈有所隔膜，因为按他的性格禀赋，雅不愿以故作惊人语去谋得大名。不过话说回来，但凡深具史家情怀的学者，又哪一个不以皓首穷经，甘坐冷板凳为道德自律？在这一点上，新民的学术胸怀实已超越了诸多同侪之上。
   新民为人，敏于行而讷于言，每每老友聚会，他都静坐一隅，聆听满座高朋的奇谈怪论，偶有发言，也常常是点到即止，隐而不发。但若是有涉治学原则之事，新民却也不遑多让，言辞之间颇能展其浠水人的倔强本性。我常常想，新民的这种倔强，或许正是他能十年如一日，专注于学术事业的原因之所在吧。